我的48岁生日那天，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把我叫到会客室，简单明了地提出让我主动离职，原因是我一段时间来的工作表现不好，领导很不满意。那一刻，我的感受是该来的终于来了，公司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并不意外，因为春节前后，公司内部就已经有这种传言了，工作氛围充满了怪异的别扭，春节以后，每一天上班对我来说都是沉重的心理负担。所以，当人力资源总监提出这个要求时，我一下子轻松了，再也不用担心什么，晚上睡觉也不用辗转难眠了。

我在这家公司的职务其实是和人力资源总监平级的，职位序列在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之后，也算公司高管层，从年入职以来，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从刚开始入职的部门经理一直做到运营总监，这是我26年职业生涯的最高职位，在我48岁生日的那天戛然而止，结束了一段职业旅程。

我相信人力资源总监并不是特意挑这个日子来通知我，纯粹是一个巧合，但这个巧合对我而言有特殊的人生意义。48岁，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生命节点，一方面，人的生理开始从中盛转向衰弱；另一方面，人的职业生涯进入收官阶段。生理和心理上的坎，对一个48岁的男人而言，是极为重要且沉重的。

公司要求我离职的理由是我的工作表现不好，这种感性化的评价对一个正规公司来说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从绩效考核量化指标来分析，就得不出这个结论。我心知肚明，根本的原因是新提拔上任的总经理在倒查清算，清理异己了。在提拔以前，他是公司副总，一直以来，我都认为他是一个心胸狭隘，工于心计的人。他并不具备战略眼光和抓全局的能力。在工作中，我向来公事公办，不跟他参乎，我想他对我也早已怀恨在心了吧。在人力资源总监提出要求后，我并没有多考虑，爽快地答应了，当然，按照公司制度和劳动法规定，该给的补偿也必不可少。第二天，我办好了所有手续，离开了这家服务了7年零5个月的公司。

二

站在48岁这个坎，往前看，似乎没有多少可看的风景，职场的残酷搏杀已经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理想机会，创业更多是风险管控的思虑，下一步的选择实在是颇费脑筋；往后看，26年来的职场经历和人生阅历倒是有很多值得总结反思的。趁着这段时间的空闲，希望能对过去做个回顾，一方面可以捋清思路，为下一步做打算。另一方面，现在正值高校毕业生奔赴职场的时刻，作为长一辈的过来人，也希望自己的经验能给他们一些启发。我想在下面的文字里，在回顾自己的前半生阅历的同时，也说说自己的感悟，如果能带给大家一些正面的经验教训，也算是没有白写这些文字了。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度过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已经度过了文革时期的政治狂热，步入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的生活水平整体上虽然摆脱了饥荒，但也普遍处于贫困水平，在80年代早期，万元户都还没有出现，绝大多数家庭都还在原来的社会轨迹上按部就班的谋生生活，农民在种田，用的是水牛拉犁的方式，工业部门还在按计划经济模式安排生产。青年就业毫无市场化招聘之说，长大成人的年轻人就业渠道大致有几种：（一）参加高考考上大中专院校，毕业后国家分配。（二）如果是城镇青年，高考没有走过高考独木桥的话，有机会参加当地的招工招干，幸运的，可以到政府部门和国营单位参加工作。（三）如果是农家子弟，高考没考上，招工招干没资格，毫无例外都需要回家务农。

我的家那时候在中部某省的一个乡镇，父母是供销社职工，我也因此属于吃“商品粮”的城镇户口。我是年上的小学，在此之前从来没上过幼儿园，我记得上学的第一堂语文课，课本第一页就是毛的肖像画，下面写着“伟大领袖毛永垂不朽”，我的启蒙教育就是从这11个字开始的。那时候，乡镇上有一个大礼堂，平时可供公社开会和放电影，在毛去世后，临时搭起了灵堂，台上挂着毛的大幅肖像，下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圈，有一段时间，我放学后会经常去大礼堂玩，看见大人们进进出出给毛鞠躬致哀，情绪激动的还会嚎啕大哭。我对大人的事情毫无感触，只是觉得花圈上的绢纸扎的小花很漂亮，在花圈里穿来穿去很好玩。

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商品流通远没有放开。供销社作为基层物资供应部门，是人人羡慕的单位。我的父母是供销社双职工，相对于农民家庭和普通国营单位，我家的条件算不错了。因此，我的小学时代基本是无忧无虑的，没有体会过缺衣少食的滋味。对于当时大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形态，我毫无感觉。当我长大后，我才能回忆起那时候周遭生活的人们的命运和社会进程的关系，比如那个精神失常的上海知青，我小时候看见他在水沟里捡烟头抽烟的总是惊恐地躲得远远的，当我长大后，想起来不免为之无限同情。

我的家住在一栋两层木质楼房里，总共有四户人家，每家有进出两间房，中间是公用大厅，楼上是储藏间。这栋楼早期是公社办公场所，后来分配给公社和供销社职工安家用。我家对面住的是一家4口，男女主人都是省城下放的知青，男主人在公社担任会计，大家都叫他胡会计。女主人在公社担任妇女主任，人称薛主任。两口子都40多岁了，为人热情，人缘很好。他们家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小云，大约有20岁左右。小的叫小芳，大约16、7岁。我家斜对面住的是县里下派的一家干部家庭，这户人家因为在县城里还有住房，因此基本不在这楼里住，房屋长期上锁闲置。隔壁住着一对年纪50开外的夫妇，男人是供销社职工，也就是我父母的同事，女的无工作，在家料理家务，两人没有子嗣，收养了一个男孩。

由于这栋楼原来是公社办公场地，所以在大门上梁安装有广播，每天中午，我放学后，都能听到公社广播站播音，通常是一些公社的通知，还有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我在这栋楼里出生，一直到小学三年纪，才搬到供销社的另外一处职工宿舍楼里，生活了大约10年时间。在放学之余，对面家的小芳姑娘经常会带着我玩耍，她是一个性格开朗，热爱生活的女孩，常常会玩一些折手绢，染蜡花的手工游戏，也会带我去公社礼堂抓迷藏。她在几年后随父母回了省城，在后来的岁月，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她回过一次镇里，那时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青年了，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她。在我的人生记忆里，她给我留下了最初的女性回忆，那么美好而温存。

三

人生很难有第二个完整的48年，对心智成熟的人来说，这个年龄早已是硕果累累，成为社会中流砥柱；而对于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得到充分的社会发展机会的人来说，可能生活还无法过得从容。从我的人生经验观察，在中国（可能国外也一样），一个人从步入社会开始，后来的命运分化无不跟社会发展进程、家庭背景、个人奋斗息息相关，按权重顺序来排位也是这么一个顺序。往大了说，一个人的命运很难摆脱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这是人的命运的最底层轨迹，用大佬的话说，就是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主要是历史的进程在影响。

个人的奋斗可以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但很难摆脱大时代背景下对人的价值约定。比如一个青年生活在六七十年代，如果他想创业、成为亿万富翁，那是绝无可能的。他更多的可能是通过自己奋斗进入一家国营企业，做到领导阶层。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决定了人的命运的大体轨迹，个人奋斗的价值在于在这个大体轨迹上，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获得别人更主动的社会定位，按自己意愿获得自己能获得的社会资源。

为什么把家庭背景放在个人奋斗前面呢？因为一个人在走向社会前，至少有20年左右时间的人生是接被动安排的，你出生在哪里、上什么学校、生活条件、父母能给予的人生教育无一不是来自家庭背景，前20年你能形成的人格基本都是从家庭被动获取的，绝大部分人都由此决定了一生的命运，当然形式会各种各样，但根本的命运因子是来自家庭背景的。

个人奋斗能不能改变个人命运呢？当然能，尤其在社会大变革时代，屌丝逆袭的案例比比皆是，但与其说个人奋斗，不如说个人机遇。当社会机遇和个人机遇碰撞到一块儿时，个人奋斗才有意义。所以对个人而言，永远不能放弃个人奋斗，用俗话说就是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成功永远是一件概率事件，一个人的奋斗就是把这个概率不断放大，直到成功砸中脑门。

年至年是我的初中学习生涯，我就读的那所中学只设有初中部，没有高中部，学生总数大约有多人，学生除了镇里的，还有镇辖村里的，人数大致占了三分之一，他们基本住在学校宿舍，每周回家一次带下一周的饮食用米和咸菜萝卜。我的班级有50多号人，开设了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和体育、美术、音乐课。师资大致有几类，一类是师范院校毕业分配来的，那时候的师范生并不像现在一样是大专学历，而是初中毕业后直接上师范学校，文化水平大抵相当于高中生，但会有一些专门的师范教育。这一类的老师算是我们学校素质最高的一群了。第二类是年纪大的老师退休后，由子女顶替来的，这类老师素质参差不齐，有的是高中毕业顶替来的，有的是初中毕业顶替来的。第三类是由县里教育局统一招的民办教师，通常都是没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以上是主要的三类师资来源，剩下的都是孤例不成群体，比如英语老师是文革前的共大毕业生，数学老师是上海知青。

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这群学生和老师的命运在后来都发生了各自的演变，成绩好的学生通过中考、高考获得了学历文凭，进入了社会主流轨道，按主流价值观安排着自己的人生。在80年代，考上大学是一件概率很小的事情，大致是5%的比例。因此，对于那些学习成绩不错的孩子，家长通常会安排子女优先在中考中报考师范学校。毫无例外的，我的班级中成绩最好的三个学生都报考并考上了师范学校。这三个学生的命运后来也发生了极大的分化，三人都是农家子弟，毕业后都分配到了乡镇一级中学做老师，一个后来调到县城一所小学一直教学，一个后来调到乡镇政府分管教育，但不幸得了肝病，不到30岁就去世了。一个在师范学校时交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的父亲是当地县委的副书记。因为这层关系，这位同学就转而从政，顺风顺水，现在已经是某县的县委书记了。

我的成绩在班里大概在7、8位，不足以考上师范学校，但能保证考上县里最好的中学，和我一起考上县一中的还有5、6个人，另外考上其他次一些的同学也有5、6个人，班里剩下的学生在中考后就结束了他们的学生生涯，他们的人生从此淡漠于他们父辈的巨大阴影里，沿着父辈的人生轨迹营生。

我的那些初中老师们的命运也在不断演变，当时他们的年龄大多也不过20多岁，最多不过30出头，真是人生变数最大的时期。我的班主任老师是个个头矮小，但生性活跃的年轻人，他总能调动班级的气氛，把班委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他后来也转而从政，先后做过镇长和县粮食局长，退下来后，又追随一个发达了的学生，在学生公司里谋了个职位，学生给他开了20万年薪，并配了小车和专职司机给他。这位学生就是和我同时考上县一中的那几个同学之一，他的故事我后续还会提到。那位上海知青老师后来回了上海，这位长着络腮胡须的上海知青身材魁梧、皮肤白净，年龄虽然才30出头，头顶已经谢顶了。我不太了解他过去的故事，只是知道他在学校是一个另类的存在。他不苟言笑，不亏欠自己，经常上镇里集市买鸡鸭炖了吃。每个学期，她的上海女朋友会来看望她。他大概在我上高三那年回了上海，后续情况不得而知。我的语文老师是一位外地分配来的师范生，那时年龄在20出头，他口才便当，谈吐有风度，有着儒雅小生的气质，是我学生时代印象最好的一位老师。当时，我的语文成绩很好，作文常常被他作为范文在班级朗读，因此，他对我一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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