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元一代蒙古人入主中原长达年，河东各地也留下过蒙元时代的诸多遗迹。直至今天，一些地方还保留有不少蒙语地名。

年我写过一篇小文章，说的是临猗县阎家庄乡南王村，当地人呼作“那儿卓naerbfo”。“卓”是“庄”的俗读，“那儿”是蒙古语“淖儿nur”的对音，汉语的意思是“湖泊”。另据方志记载，该村还有一个名字叫“王家胡同”，而这“胡同xutuok”一词也是蒙语“池泊”“水井”的意思。可能由于当时村里建有大池泊积水，所以人们给它起了个蒙古语名字，叫“淖儿庄”，也就是汉语所说的“泊池庄”，口语音转为“那儿卓”。文章曾得著名女真学、蒙古学专家金启孮先生首肯。

就在那个时候，我还注意到万荣县的一个村名，这就是三文乡的“生番村”（又名文村庄）。“生番”是明清以下汉族对少数民族的称呼，如清魏源的《圣武记》：“惟凉山内生番，多不火食。”《清史稿·穆宗记》：“日本兵船抵台湾登岸，与生番寻衅。”前者指彝族同胞，后者指高山族同胞。由于这个原因，我怀疑这里曾有蒙古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居住。但问过几位当地人，都不清楚。

去年在市里搞地名普查，四月底的一天，万荣县地名文化专家解放先生忽然打来电话，说《东文村志》记载，本村一位老教师讲，他看到过村里早年间一块石碑，上面记载说：文村在元代时候村名叫“文也那”，是蒙古语。但不知道这“文也那”是什么意思。还说，村民传说当年村里曾住过蒙古人。这个说法不经意间证实了我先前对“生番”村名的推测。我说：村民的说法有道理，“文村”很可能是个蒙古语地名。又问：当地还有没有其他关于蒙语地名的说法？他回答说，不远处有个“乌苏村”，村里有人说是姓乌的和姓苏的最先住在这里，但本县文化学者陈振民说“乌苏”是蒙古语“水”的意思。不知何者为是。我说，陈先生的说法是对的，“水”在蒙语中呼作us，汉语对音有乌苏、乌素、五素、吾素、勿素等多种写法，还有单译作“素”的。内蒙古有个“毛乌素沙漠”，“毛乌素”蒙语就是“水质不佳”的意思。

但是，“文也那”在蒙古语里究竟是什么涵义，我一时还弄不清楚。当时想到了两个与它读音相近的名词。

一个是奥地利首都叫“维也纳”，与“文也那”读音相似。但那是印欧语系词汇，而蒙古语则属阿尔泰语系，两者对不上铆。另一个是“维那”“都维那”，这是个佛教词语，指寺院里管理僧众事务的一种僧职。古代许多寺庙里碑刻上都有“维那”“都维那”的名字。然而当地村民言之凿凿，是“村名”不是人名，是“文也那”不是“维那”，是蒙古语不是梵语，故这个词语也被我排除了。于是暂时存疑待考。

其实关于“文村”的村名，我在此前是留意过的。年，一位家在文村的朋友要嫁闺女，请我写一篇“之子于归”的文字。当时我就打听过“文村”村名的来历，结果仍不得要领。于是只好“望‘文’生训”，写了几句“十里文村文脉长”之类的话，看来是有点“‘文’不对题”了。但从那时开始，“文村”这个地名已经在我脑子里挂了号。

后来我查阅了有关资料，认定“文也那”这个村名应当和它所处地理环境有关。

文村是个山区乡镇，地处稷王山西麓，海拔较高，境内满是沟壑，属于台塬地带。有东文、西文、南文三个“文村”，俗呼“十里文村”，现在称作“三文乡”。以地理状貌来看，“文也那”有可能是蒙语“山”的对音，也有可能是“高”的意思。经过反复比较，最后我锁定了后者。查阅资料，蒙语“高、高处”拉丁文转写读音为vendur，词头ve是用双字母拼写的一个短元音，-dur是表示方位的位格后缀。vendur汉语对音有文都尔、文得尔、温都尔等不同写法。ven用汉语译作一个音节，即是“文”；译作两个音节（ve、n），即是“文那”；译作三个音节”（v、e、n），即是“文也那”，译写不同，但都是“高”的意思。所以从读音对应来看，这是完全相符的。另据《东文村志》载，古代村里有座大庙，人们呼作“高庙”，庙中还有一通记载元代“重建高庙”的石碑。无独有偶。永济市古代也有一座寺，因建在栲栳台塬上，地势很高，当地人呼作“高寺”，蒙古语则称作“文纳寺”。当地并由此形成了两个“高寺村”，上高寺又名“西文纳”，下高寺又名“东文纳”。这里的“文纳”音义都等同于“文那”（不是僧寺里的“维那”），是ven又一种汉译写法。永济的东文纳、西文纳，也就是万荣所说的东文村、西文村。永济“寺以‘高’名”与万荣“庙以‘高’名”的巧合，进一步证实了“文也那”是蒙古语地名，也说明了蒙语地名在河东存在有一定普遍性。因此，我的结论是：“文”和“文也那”，就是汉语“高”的意思，“文村”意译可以称作“高村”，甚或也可以称作“高庙村”。

时日匆匆，转眼又是一年。

今年四月八号我在外地，解放先生又打电话来提出一个新问题。说是《县志》记载，明朝初年，万泉县老城附近有个“把娄里”，下辖熟里、庙后、上桥头、下桥头、西丁等五个村庄。不知“把娄”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也是蒙古语？我说这完全可能。

第一，万泉在元代是个县城，按照元代的官制，县上的达鲁花赤（掌印官）必须由蒙古人担任，故县城一定住有蒙古人。

第二，附近已有“乌苏”“文村”等几个蒙语地名，说明元代人们为当地村落起蒙语名字是有先例的。

但是“把娄”与汉语对应的是哪一个词语呢？

回到运城后，我查阅了相关资料，首先确认“把娄”两个字是表音的，须从音读入手来破解它。但蒙语和汉语分属于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加上方音和译者口语的个体差异，一个蒙语词往往会有几种甚至十几种汉语译写方式（例如关于“泉”“井”等常用地名字，汉语译法各自都有十八、九种之多）。因此蒙汉语对音不可能是音节声韵的完全对应，重点要看主要音节以及声部。此外，当然还须重视当地的地理及历史人文状况，因为地名往往是一个地方地理状貌以及人文信息的反映。

根据以上原则，经过比较识别，我认为“把娄balou”对应的蒙古语词语应当是“barun西、右”；“把娄里”是“（城）西里”或“（城）右里”的意思。理由是：

第一，地理位置吻合。从地图上看，“把娄里”所辖的五个村子熟里村、庙后、上桥头、下桥头、西丁村，都在万泉县城西边或右侧，故称这一大片村落为“（城）西里”或“（城）右里”名副其实。

第二，读音吻合。蒙古语称西边、右侧为barun。由于汉语中只有边音l，没有颤音r(相当于俄语里的p音)，因此人们常将r读作l音，barun汉语对音有的也就译作了“巴伦”甚至“巴隆”“巴楞”等。而“巴伦balun”和“把娄balou”之间不过是一音之转。双方不仅第一个音节ba是相同的，第二个音节的声母l也是相同的。加上人们口语常将n尾音磨损、淡化（如将热气燻xun了呼作xu了，棉mian花呼作mia花），lun（伦)音也就变成了lu（陆）。当地方言又时常将lu与lou混读，将“平陆lu县”呼作“平娄lou县”。这样，在万荣人的口语中，蒙古语barun（口语作balu(n)）,就与“balou”几乎没有差别，故将其译作“把娄”是完全合理的。

第三，符合蒙古人命名的习惯。许多蒙语地名都是以方位来命名，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共设有51个旗，其中就有24个有“前后、左右”的方位标识。如乌拉特前旗、乌拉特后旗，鄂托克前旗、鄂托克后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等。蒙古语称南方与前方均为omon，北方与后方均为ar；东边与左边皆称作jun，西边与右边皆称作barun。所以元代蒙古人将万泉城西这五个聚落命名为“把娄barun里”，既可称作“（城）西里”，亦可呼作“（城）右里”。

那么，“把娄里”所辖的“熟里”会不会也是蒙语地名呢？5月30日上午，我去万荣县进行了考察，并访问了解放先生。

据《万荣县志》记载，这个村庄明初写作“熟里”，今天写作“属里”，旧县志上还作“属李”，人们口语则呼作“府里”。一，写法没有一定之规，说明最初写的“熟”字是表音的，不是表意的。二，“熟里”最初见载于县志，而编撰志书的人一般对“属、归、辖、治”之类的地名专用字眼都十分敏感，绝不可能将“归属”义误书作“熟”。因此，“熟里”本义不等于“属里”。“熟”有可能也是蒙语地名。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我们知道，万泉话里sh与s不分，u与ou不分，“熟shu”“属shu”和“苏su”“素su”一样，都读作sou。而如前所述，“水”在蒙语中呼作us，汉语对音除有乌苏、乌素、五素、吾素、勿素等各种写法外，还有单译作“素s”的。所以蒙古语“水”，既可以全称呼作“乌苏”“乌素”，也可以单称作“素”或“苏”，用方言对译当然也可以写作“熟sou”“属sou”。另一方面，万泉话“水”的白读音为“府fu”（文读音为粉fei），恰恰又与“熟”字、“属”字的白读音fu相同。这样，蒙汉两种语言关于“水”的音读，竟然巧妙地通过万泉方言的文白异读集中到一个“熟”字上。地名读作sou，是蒙古语“水（素）”的意思；读作fu，则是汉语万泉话“水（府）”的意思。所以，有可能当地人呼作“水（府）”，蒙古人呼作“su（素、苏）”,后来用方言译写蒙语就写成了“熟sou”。可见这个“熟sou里”应当是个记载蒙古语读音的地名，也是“有水的地方”。这里之所以没有再用“乌苏”的“苏”，而选择了“熟”，或许是为了避免“苏姓立村”的误解，强调它是只表音、不表意的外来语。

至于地名“熟里”（水）的命义，当然与周围环境有关。万泉县本来就是以“城临山涧，地多涌泉”而名。熟里位于城西北郊,周边也有涧溪、泉水，附近还有桥头、桥上、涧薛、北涧、南涧、下涧等与水相关的村名。而据解放先生讲，旧时确有一股溪流从孤山流经该村的沟涧。这在水资源匮乏的黄土旱塬上，显得弥足珍贵。人们取其“有水（府fu）”的特点来作村名，用蒙古语呼作“熟（苏、素sou-su）里”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据此，我们初步可以确定的万荣县境内蒙语地名有四处，一个叫“文村”，是“高”的意思；一个叫“把娄里”，是“（城）西”的意思；还有一个“乌苏村”，一个“熟里”，都是“水”的意思。

此外，还有两个村庄因元代驻有蒙古人或色目人而得名。一个是“生番村”，前面已经说过。新修《万荣县志》书作“生蕃村”，释为“盼望草木繁盛，五谷丰登，村富民殷”，亦合“雅驯”的原则。另一个是解放先生提出的“胡村”，因为“胡”也是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的称呼，且该村既无胡姓人家而又与驻过蒙古人的“乌苏村”相毗邻。此说有一定道理。

今天，除“把娄里”已不存在外，其余几个村名都被保留下来。这是地名文化一份珍贵遗存，对研究元代历史和地方文化都是有助益的。

赞赏

长按







































北京中科医院怎么样
京城白癜风康复天使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shanggaoxianzx.com/shgxcz/25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