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己考虑多了，

就会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越来越远”

——习近平在正定

采访对象：张五普，年生。年至年，先后任正定县西兆通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常委、纪检委书记，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年退休。

采访组：本报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年2月24日

采访地点：正定县张五普家中

习近平在正定

采访组：张五普同志，您好！您和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见面，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请您讲讲当时的情况。

张五普：我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是年4月6日。那时候，我在西兆通公社当书记。头一天，县里通知我说：“北京调到咱正定来一个新的副书记叫习近平，明天要到你们公社去听你汇报，了解情况，明天上午就到了。”我说：“行，明天我到大门口等着。”

上午8点多一点儿，习书记就到公社了。我当时在大门口等着，他从西边过来，高高的个子，骑辆旧自行车，穿着一身旧军装，穿着旧帆布鞋。我一看，没错，这就是习近平，跟县里同志给我描述的完全一样。

我向他问好，说：“习书记，欢迎你来！”

习书记微笑着跟我握手，说：“你好！”

我说：“你怎么自己一个人来？你认识道儿（方言，路）啊？你自己来，恐怕是绕远了吧？”

他说：“没绕远，这边人多，碰见人就打听道儿。”

我说：“过那个大沙窝，你自行车可不好走。”

他说：“那一段路，我是扛着自行车过来的。”

我说：“习书记，你辛苦了。走吧，咱上公社里头去。”

进了公社，我跟习书记谈工作，汇报生产情况。聊着聊着，一上午时间就过去了。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我领着他到公社门口一个小饭店去吃饭。这个小饭店，是我们公社唯一的一个饭店，是供销社办的，卖一些馒头、炒饼、烧饼，还有简单的小菜，没有肉。说是饭店，其实就是个小吃部。

我领习书记往小饭店走的时候，他问我：“咱们上哪儿去？”

我说：“吃饭去。”

他说：“你们食堂在哪儿？”

我说：“在后边。”

他说：“出去吃饭，我可不去。”

我说：“咱们这食堂，条件不行，你来了，我们一点儿准备也没有。咱们就到门口小饭店去吃，也很简单。”

习书记说：“不行，不行，不行，我到你们食堂吃，咱们一边吃一边说话。”

我当时就有点儿着急了，因为我们公社的食堂特别简陋，伙食做得也不好。我们食堂有个炊事员，就是我们从农村找的一个农民，人干净利索，老实可靠，会做个家常饭菜，但手艺不行，蒸馒头要看运气，有时候硬得跟砖头一样。习书记既然这么坚持要到食堂吃，我没办法，就硬着头皮领着他到了公社食堂。不过，那天也算凑巧，蒸的馒头还可以，不是太硬。炊事员用棉花籽油炒了个白菜，午饭总共就吃了这些东西。

我们吃饭的“桌子”，是公社院里的一块水泥瓦，下面支着几块砖头。没有椅子，我们就蹲在那儿吃，一边吃一边喝白开水。

我很不好意思，对他说：“习书记，你是从首都北京来的，我这么招待你，太不像话了。”

习书记说：“这挺好啊！还能吃到新鲜的白菜，我在陕北的时候，想吃口酸菜都很难呢！”

吃完饭，习书记说：“我把饭钱交了。”

我说：“习书记，这小事你就别管了。不占公家便宜，记我账上。”

习书记说：“这可不行，饭钱得交。”

馒头是4分钱一个，两个馒头是8分钱，炒白菜是1毛钱，一共1毛8分钱。习书记如数交了饭钱。

吃完午饭，我们就下到村里去调研。我俩骑自行车到了田边，当时的小麦长得还不到一尺高。社员们正在整地，准备播种棉花。

习书记看了看麦苗，说：“长得不错。”他又抓起一把土，说：“这个土真好，是典型的‘壤土地’。”

在植物学里，壤土地就是那种一半沙、一半黏，既透气、不板结，又不是太松散的土壤。我一看，习书记确实有农村工作经验，对土壤和农作物都很熟悉。

习书记对我说：“你们这个好地，夏季的生产一定要搞好。土质这么好，主要应该种粮食和棉花。争取创高产，绝对不能放松。”

我说：“你提得很好，我们一定认真落实。现在是一年种两茬粮食，上茬种小麦，六月收获，下茬种玉米，八月十五左右收获。棉花是一茬，在谷雨前后种，八月份收获。收完了棉花，又开始种冬小麦，头年种上，在地里过冬，第二年春天再长出来。”

习书记又问我：“河滩地你们现在利用得怎么样？”

我说：“现在河滩地主要是种瓜、种菜，种点儿花生、豆类、黄黏米之类的小杂粮，但产量比较低，河滩地种这些东西总是长不好，所以老百姓不太重视。”

习书记说：“还是要进一步重视，可别拿这不当回事儿。”

我说：“对于河滩地，有的老百姓还真有这个想法，用我们正定话来说，就是‘腊月三十拾个跑儿（方言，兔子）——有它也过年，没它也过年’。意思就是不缺这一口，有和没有都无所谓。”

习书记说：“可别这样。只要科学种植，请科研人员来指导，河滩地也能充分利用好。”

接下来，习书记还调研了我们社办企业的情况。我们公社有一家修配厂，小到修配农具，大到维修拖拉机，都可以搞，但经济效益一直不好。这个厂子的技术含量也不高，空气锤的气压经常维持不住。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这个修配厂有时候也为外边代加工一些东西，但有一搭没一搭的，也不怎么拿这当回事，思想意识还没有转过来。

针对这种情况，习书记对我说：“办乡镇企业，你们应该提高技术含量。你们离市区很近，可以到石家庄请技术人员过来指导，帮助你们提高技术。”

习书记把田间地头和企业都看了一遍，又回到公社听我汇报。我谈到以后整体的工作思路，说：“以后，我们要‘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十几名公社干部，下到各个村里面，每个村一两名干部。这些干部下去后‘一把抓’，生产、计划生育什么事情都要管。公社每个星期开会，大家碰碰头。回来以后再分家，各自按照分管的工作，再向县里汇报。”

习书记听了我的思路以后说：“这样不行，工作还是要分专业去抓。那些上岗好地，要想提高产量，你就要找懂农业的去专抓，创高产。那些河滩地，就要发展多种经营，让擅长这方面的同志去抓。公社要把企业管起来，管好，专门抓，专门研究企业经营的事。你们村里的修配厂，村里生产自来水管配件、小农具的企业，可以给城市做一些加工螺丝、钢筋的活儿，同时应该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他又重复那句话说：“千万别拿这些事不当事儿。”

我们村有个生产玛钢的小企业。玛钢属于特种钢，硬度很高，又很有韧性，生产这种产品，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在原料配比等方面需要比较高的技术。我们农村小厂，技术不够高，生产的玛钢有的过关，有的不过关。因为质量不行，这个企业也不怎么挣钱。

习书记了解了这个厂子的情况后，对我说：“你要向石家庄市学习。请市里玛钢厂的技术工人，来给你们指导技术欠缺的地方，严格你们的技术指标、参数测定，把技术水平搞上来，提高产品质量。”

习近平在正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这次调研中，给你们提出了不少建议。你们根据这些建议，具体做了哪些改进？取得什么样的效果？

张五普：我们按照习书记的建议，到市玛钢厂请了技术员，果然立竿见影，我们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一下子就提高了。以前我们生产的玛钢，有时候脆，一砸就坏；有时候软，硬度不够。那个时候，玛钢很缺，房屋建筑用的暖气、自来水设施，都需要用玛钢。我们技术改进以后，质量提高了，产量也增加了，一个月能够生产一吨多玛钢配件，从那以后，企业的效益就越来越好了。

我们加强了专业化管理，依托石家庄，为城市服务，在搞小加工业的同时，为城市建设提供劳动力。那个时期，正好赶上石家庄发展城市建设，建筑需要的劳动力比较多，我们各村都组织壮劳力到石家庄去打工。但是我们农民到了城里，因为技术不行，当不上“把式”（方言，技术工），砌墙、瓦工等，大部分都干不了。一开始，就干技术含量低的活儿，边干边学，后来也出了“把式”，浇筑钢筋、砌砖、抹墙等等，这些活儿都可以干了。

在农业方面，我们根据习书记建议，到石家庄的农科所请了一些农技专家过来给我们指导科学种田。我们请来种子专家，帮助改良小麦、玉米、棉花品种；请来植物保护专家，帮助给农作物治病、治虫；还请来施肥专家指导合理施肥，让社员能够少花钱，提高产量。

最初，老百姓对这些专家还挺抵触，认为农民种了多少辈子地了，啥都懂，啥都会，城里人会啥？光看书本，到了村里，连麦苗和韭菜都分不清。但事实并不是他们所想的那样。这些专家确实在科学种田方面比我们懂得多，经过他们指导，粮食增产很明显，比如小麦原来一亩地收五六百斤，后来增产到七八百斤。棉花由过去亩产六七十斤，经过改良以后，超过了一百斤。好多农民觉得弄不成的事，专家一来，都给弄成了。农作物有一种很常见的病叫立枯病，是由一种真菌引起的。如果日常没有管理好，水和肥跟不上去，农作物就容易得这种病。专家来了以后，诊断症状，合理施治，很快就让农作物康复了。从那以后，老百姓对科学种田算是彻底服劲儿了（方言，服气）。

我们原来在河滩地种西瓜，请了个瓜把式（方言，种瓜的行家），但他总是留一手，种瓜技术不教给我们。后来，我们就按照习书记说的，请市里农科所的西瓜专家来指导、培训瓜农。专家毫无保留地把技术教给我们，让农民掌握了种瓜技术。

那时候，一般的事情，我们自己能解决就不去麻烦习书记。可是有一件事，不给他说还真办不成。我们公社有两个村养了五六十头奶牛，号称“奶牛村”，但养牛的农民卖奶却是个难题。那时候村里没有机动车，老百姓骑着自行车，后边驮着桶，一直骑到石家庄送到奶粉厂。这一路不但累，耽误时间也太多。早上去，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回来。我说，这不行啊，太耽误时间，经济效益也不行。我就找到石家庄这个奶粉厂，跟他们商量，说：“你们能不能弄个收奶站？”他们说：“我们弄个收奶站，你们倒是方便了，可对我们又没什么好处。”因为这件事，我就去找习书记了，他跟石家庄市的贾然书记讲了这个事，由市里给这个奶粉厂做工作，后来就在村子里建了收奶站，奶粉厂每天用汽车把牛奶拉走，给村民卖奶带来极大方便。

我经常到县里找习书记，给他汇报公社的事，他每次见到我都非常热情。公社的发展越来越好，我经常给他写报告，他看了以后挺高兴。到了年底，我们公社的生产指标在全县排第一。习书记对我说：“很好！你们就这样干。”他还嘱咐我说，咱们县里发展“半城郊型”经济，为城市服务，多种经营，供应城市，但是农业这一块也不能丢，同时还要发展好牧副业。习书记对正定“半城郊型”经济这个定位很准确，非常切合实际，这是他充分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在他的正确思路引导下，全县都发展得很好。

习近平在正定

采访组：您从西兆通公社调到县上，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的工作作风是不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张五普：是的。年，我从公社调到县上工作，和习书记朝夕相处，接触机会更多了。在习书记身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都有充分体现，有很多方面都值得我好好学习。

习书记对群众的感情很深，他经常说，我们共产党人天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联系群众是我们的本分，必须和人民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这是我们搞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基础。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一直艰苦朴素，夏天就穿个白衬衫，秋天就穿个旧军装，有时候穿一套蓝色中山装。跟他一起工作的3年时间，我没有见他穿过新衣服。习书记白天的工作，往往是下乡了解情况，晚上就在办公室处理机关事务，接待群众来访。晚上10点以前，他都在忙公务。10点之后，他就开始拿起书本学习，一直学到12点。过了12点，他就洗洗衣服，洗完衣服再睡觉。习书记睡的是一个铺板和两个板凳架起来的简易床，铺板是用一块一块的小板拼成的，宽一米二三，长两米多，下面用两个板凳一架。

习书记因为工作忙，经常误了吃饭，所以他经常吃凉饭。有时候凉饭也没有，他就在办公室吃点方便食品，也就饼干、罐头什么的，那时候还没有方便面。有时候方便食品也没有，他就饿一顿，睡觉也睡不好。时间长了，他得了急性肠胃炎，经常胃疼，他也不当回事。后来病情严重了，他找医生说，吃点药就行了吧？医生说不行，必须住院。这医院。

习书记住院以后，我去看他，我说：“你这是累病的，以后可要注意劳逸结合，按时吃饭，不要把自己再累病了。”他说：“我的病没事，你不要为我担心，这点小病算不了什么。咱们共产党员不能只为自己考虑，为自己考虑多了，就会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越来越远。”他这话说得真好，让我至今难忘。他住了3天医院，就硬要出院，医生没办法，只好给他办了出院手续。

习书记的办公室里，到处都是书和文件。他博览群书，过目不忘，记忆力非常强。我到他办公室谈话，他有时会跟我谈起他学习的情况，谈到读书。他读了什么书，内容都记得很清楚。

习书记热爱学习，但他并不拘泥于书本。他很注重向实践学习，通过调查研究来获取更多的知识和经验。他和老农谈，和干部谈，平易近人，我从没见他发过脾气。他态度很温和，很有礼貌，说话很容易让人接受。同志们都非常愿意和他接触，跟他谈心。我们春夏秋冬，都在县委院里一个洋灰板上吃饭，吃饭时大伙有说有笑，经常和习书记开玩笑，他也和大家说说笑笑的，很高兴，很随和。

习书记时刻关心着党风廉政建设。他廉洁奉公的思想很牢固，工作也抓得很紧，他当县委书记不久，就出台了不少关于党风党纪方面的文件。我理了一下，他在年和年一共出台了11个文件。首先出台的是从县委常委会成员自身做起的《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针对性很强。习书记讲，打铁还需自身硬，先从县委领导班子做起。这个规定有六条。第一条是总揽全局，抓大事。第二条是反对官衙作风，注重工作实效。第三条是搞好“一班人”团结，维护县委领导的统一。第四条是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第五条是加强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第六条是树立雄心壮志，为四化争先创优。这六条规定出来以后，大大振奋了全县人民的精神，振奋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精神。县委常委都吃住在机关，昼夜工作，看文件，抓落实，广大干部也都一心一意比着干工作。

习书记还提议出台《关于整顿机关大院作风的安排意见》，提出实现党风好转，进入全省先进行列。他把党风廉政建设时刻挂在心上，可以说是天天想着。

我举个例子，就是关于刹住公款吃喝的问题。当时在全国还没有先例，正定搞的这项工作有开创性。如何刹住公款吃喝？习书记做出规定，机关干部、事业单位干部不准用公款吃喝，单位之间也不准互相宴请。执行一段时间以后，习书记发现了新问题：正定要改革开放、要招商引资，客商要来正定投资、置业，来了总是要吃饭的，怎么办？针对新问题，他提出：客商来了可以招待一顿饭，标准四菜一汤，上正定小吃，不准上高档菜，不准上烟酒。这样的规定执行了一段时间，习书记又发现了问题。人家客商来一两个人、两三个人，单位的陪客七八个、十来个。他认为这样不行，要解决。所以又做了补充规定，规定陪客人数不准多于来客人数。经过一段时间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正定在习书记的领导下，各项事业都有了长足发展，创造了很多好经验，这些经验通过媒体在全国得到传播，影响很大，全国各地来正定取经学习的人很多。考察学习团少的有三五个人、十来个人，多的有二三十个人，这样一来，之前规定的陪客人数又不合适了。习书记又做出规定，陪客人数最多不能超过5个，一般两三个人。这项规定出来以后，再由纪检委认真检查各单位执行情况，招待工作就越来越规范了。

按照习书记的办法，公款吃喝的问题一抓就灵。老百姓也敢反映，真有干部不守规矩，老百姓肯定就反映上来了。那时候，包括县委常委会在内，批评和自我批评都很认真，敢于批评别人，也敢于批评自己。习书记反复强调，一定要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如果从改革角度讲，正像他现在说的，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现在习书记是党的总书记，他在中央抓党风廉政建设也是这样，不是抓一下子就完了，而是坚持不懈抓下去，严肃认真抓下去，“老虎苍蝇一起打”，这和他在正定的作风是一脉相承的。

习近平在正定

采访组：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注重抓精神文明建设。请讲讲您了解的情况。

张五普：大力抓精神文明建设，是习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一以贯之的。从全国来说，这方面在当时是领风气之先的。当时好多人有片面认识，认为经济建设是中心，精神文明抓不抓不要紧；经济上去了，精神文明自然就好了。习书记不这么看，他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得很紧。

有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年春天，习书记提出搞一场全县全民运动会，在正定一中操场举行。提出后，好多人不理解，认为体育运动多年不搞了，年以来全民体育运动就停了，学生运动会都很少开，现在搞经济建设，弄这个运动会干啥？没有多大必要。习书记不这样认为，他反复讲，我们必须“两个文明”一起抓，老百姓“钱袋子”要鼓起来，精神也要丰富起来，身体也要健康起来，让老百姓感到幸福，搞全民运动会这件事情意义重大。习书记说，咱总得有个开头，开始可能不太完善，也不会尽善尽美，没关系。咱们开个头，以后逐步搞，会越搞越好。

全县运动会如期在正定一中操场举行，有多人参加，当时我协助习书记做这项工作，石家庄地区体委还来了个同志出席，因为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习书记讲话，当时也没个主席台，就站着讲。他说，咱们这是第一次全县运动会，一定要开好，要“两个文明”一起抓，老百姓既要富起来，也要健康起来、幸福起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好这个头，通过比赛达到促进团结、广交朋友的目的。要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对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非常重要，大家共同努力把这次运动会搞好。习书记讲话时间不长，讲得很好。

运动会一共有10个项目，包括田径、体操，还有健身、舞蹈这一类的。比赛中大家都挺高兴，跑步的、打篮球的、拔河的都有，习书记一看大家很高兴，他也很高兴，笑着说：“运动会促进团结，这很好。”

运动会上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小故事。拔河队长跑到习书记跟前说：“习书记，拔河不公平。”他问：“怎么不公平了？”队长说：“对方穿解放鞋，俺们穿着塑料底鞋打滑，不能算。”习书记笑着说：“看这事儿，下回你不要穿塑料底鞋了。”大家说着笑着，很高兴。

那天的运动会确实开得很好。后来正定能够成为全国体育先进县，与习书记搞的这次全县运动会开了个好头有直接关系。大家一想起这件事，就觉得习书记有超前意识，这项工作抓得早、起步早，为我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从那以后，正定的群众体育活动就逐渐蓬勃开展起来。

习近平在正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平时是怎么接触普通群众的？

张五普：习书记对信访工作很重视。他待在办公室的时候，特别是晚上，都是开着门，群众可以随时找他谈事。群众的来信来访，他都认真对待，认真看材料，认真解决。

有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年夏天，正定籍在校大学生回来过暑假。之前大学生联名给习书记写信，要和他座谈正定县发展问题。家长知道了以后坚决反对，说：“别胡闹，你们毛孩子能提出什么好建议？安生会儿吧！（方言，老老实实待着吧）全县都知道，习书记12点以前没睡过觉，你们这是在给习书记添乱。”

习书记收到大学生的联名信后，很快给他们回了信，邀请他们到县委常委会议室座谈。记得那个会是年8月5日开的。习书记跟大学生们坐在一起，一点架子也没有，说话很随和。他先向大家介绍了正定工农业发展、“两个文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等情况。大学生们听得都挺带劲儿。正定发展这么快、搞得这么好，上学的时候听说正定在习书记领导下搞得很好，今天一听确实如此。他们假期回来也感觉家乡变化很大，发展很好，都愿意回来工作，希望习书记支持。习书记说，你们回来，县里一定支持你们，各方面都支持你们。你们作为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毕业以后一定要服从国家分配，回正定来工作很好。国家分配你们到艰苦的地方去，你们也要服从国家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发光发热、健康成长，这样才是好学生，是新时代的好青年。

参加座谈的大学生都很高兴，纷纷表示一定服从分配，向习书记学习，到基层、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为国家发光发热。后来，那一届毕业生没有不服从国家分配的，都很愉快地到基层去，干得很好。

习书记工作那么忙，还抽出半天时间和大学生们座谈，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确实难得，令人感动。

习近平在正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向尊重和关心老干部，在正定同样如此。请您讲讲这方面的故事。

张五普：习书记对老干部一直非常关心。他经常给我们讲：“咱们一定要尊重老干部，重视老干部。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没有他们打天下，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他们的崇高思想境界、精神境界，咱们一生也学不完。”

当时，正定县有几个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叫作“三八式”干部。习书记对这些老同志评价很高，他说：“这些老同志，咱们比得了人家吗？咱们一辈子都要向人家学习。日本鬼子大举侵略中国，这些老同志在那个时候参加共产党，反抗日本侵略者，为中华民族求解放出生入死。他们入党干革命，是九死一生，这能是为当官发财吗？他们这种无私为人民的精神，咱们应该用一生来学习。”

正定原来有一个县委副书记，叫宋联捷，就是一位“三八式”干部，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地方武装。习书记经常到家里去看望他，对他说：“你有啥事，就尽管跟我说。如果你要上石家庄看病，咱们有一辆吉普车，优先给你用。”宋联捷当时已经70多岁了，家住得比较远，习书记就把他的家搬到县委门口的马路南边，方便县委的同志们照顾他。宋联捷一直非常感激习书记，对习书记评价很高。他说：“像习近平这样，革命的好后生，人民的好干部，难找！”

习书记离开正定以后，宋联捷有一次生病，医院。我们县委的同志每次去病房看他，他都说：“每次你们一来，我就回想起习书记对我的照顾，我真感谢习书记，真想习书记啊！”

习书记在正定工作3年多，正定的各项工作全面进步，达到了年解放以来的最高峰。全县老百姓对习书记的工作成绩非常认可，这是很了不起的事。

习近平在正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领导编写的《正定古今》这本书，您也参与了吗？他为什么要编写这本书？编写的过程是怎样的？

张五普：这本书编写之初我并没有参与，我是后期参与的。

关于正定的历史书籍，习书记都认真地读。他经常说，正定在历史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值得发扬光大。年3月，习书记提议我们编一本涵盖正定古代、近代、现代各阶段历史的普及读物。他提议，编这本书，是出于这样几点考虑：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要贯彻中央精神，实事求是地对历史有个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定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认真地加以总结，对统一干部群众思想很有好处。第二，正定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历史上有很多名人，也有很多历史文物，我们以史为鉴，可以对正定有更深入的了解，可以让读者有很多收获。

县委常委会开会研究以后，同意从办公室抽调几个人来做这个事。书稿完成以后，反复进行了几次修改，习书记都参与了，每一次修改他都提出意见，并且邀请正定文化界知名人士给这本书提意见，根据他们的意见反复修改。

习书记用了很大精力组织编写这本书，编得很细致、很全面，一直到他离开正定去福建工作的时候，这本书还没编完。到了年，我又组织人再次进行修改，之后把书稿寄到厦门去，他又对书稿进行第三次修改。改完之后，他给这本书写了个序。到了年5月，他改完的书稿送回正定，我们按照这个最终稿正式出版。

读了习书记为这本书写的序，我感触非常深，热泪盈眶，久久不能平静。在序中，他第一句话就写到“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以前他在正定多次提到，“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这句话见诸文字还是第一次。接着他写道：“我爱自己的故乡，更想了解这里的一切，《正定古今》的出版，使我如愿以偿。”他的话说得很动情、很真切，只有对正定、对正定人民有深厚感情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在他心目中，正定人民是可爱的人民，他们自强不息，勇敢奋斗，百折不挠，可歌可泣。他对正定人民的深情比海还深。我读了这些文字以后，感受到习书记的心在为正定激动，他对正定寄予殷切期望。他写道：“正定，有一个值得自豪的历史。正定，将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正定古今》的书名也是习书记定的。我们当时有三个备选书名让他选择，一个是“正定古今”，一个是“三国雄镇”，还有一个是“北方重镇”，他选择了第一个，这个名字也确实是最朴实、最合适的，让人一看就懂。我找到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黄绮，请他题写书名。黄绮曾是习书记聘请的顾问。他一听，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他说：“既然是习书记交代的事，我赶紧写！”

《正定古今》封面的三幅画也是习书记审定的。上面一幅是大佛寺大悲阁的大佛、观世音菩萨画像；底下两幅，一幅是正定地图，一幅是正定工业发展图，预示着正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前进，发展得更快更好。

习近平在正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以后，他和正定以及您本人还有哪些联系？

张五普：习书记离开正定以后，长期关心编写《正定古今》的事情，对正定一直念念不忘。他走了以后还经常在不同场合讲到正定。我印象中，他有一次在河南看小麦的时候讲到了正定，还有一次在北戴河开会时也提到了正定。

他离开正定以后，同在正定共事过的很多同志都一直保持着联系。我跟他也一直有联系，他给我寄过书，寄过贺年卡，还寄过鼓浪屿风光的明信片。年春节，他还给我寄来了一本他的著作《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思考》。这本书内容很扎实，写作风格也很好，对理论有深入探讨和认识，而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和当前实际联系很密切。我读了这本书，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受到很大启发。我深深感到，习书记真正是继承和发展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优良思想、优良作风。

“他说话做事做人都踏踏实实、诚诚恳恳”

——习近平在正定

采访对象：江山，年生，江苏武进人。新华社高级记者，河北省作协会员。年与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的吕玉兰同志结婚。年退休。

采访组：本报记者邱然陈思黄珊

采访日期：年3月24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习近平在正定

采访组：江山同志，您好！您的爱人吕玉兰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出来的优秀领导干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她和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县委班子共事。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吕玉兰同志。

江山：好的。我的爱人吕玉兰是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下堡寺镇东留善固村人，年出生。年高小毕业的时候，她面临很多选择，可以到城里当工人或继续上学。当时，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回乡务农。她响应毛主席号召回到家乡，立志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东留善固村风沙很大，她带领群众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治理了村北上千亩沙荒地，还到家家户户宣传农业合作化道路。由于工作努力，成绩突出，她很快就成了群众心目中的好带头人，担任了村里的“新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年仅15岁的吕玉兰，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农村合作社社长。

吕玉兰年入党，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年6月，她在《河北日报》头版发表人生体会文章《十个为什么》，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都转载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年，她受邀到北京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还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年，她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年任临西县委书记，提出著名的“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的口号，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随后在全国推广。年，她任河北省委副书记，年兼任河北省农委副主任，年任河北省委书记（当时省委设有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年9月任正定县委副书记。

习近平在正定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您第一次听吕玉兰同志聊起习近平同志是什么时候？

江山：年3月，习近平同志到正定来工作，和吕玉兰在一个县委班子。那个时候，我们的家在石家庄，吕玉兰因为工作忙，路途稍远，只有周末才回家。我的工作单位离家近一些，就由我负责在家带两个孩子。她每次回家来，我们都会聊一聊工作上的事。

有一天，她对我说：“北京调来了一位同志，到正定县委任副书记，是习仲勋同志的儿子，叫习近平。”

我就说：“哦！习仲勋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儿子干得怎么样？”

吕玉兰说：“小伙子来的时间还不长，不过大家都发现他挺能干的。”

习近平在正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曾在纪念吕玉兰同志的文章《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中写道：“我在正定与玉兰同志一起工作了3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姐弟情谊。”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吕玉兰同志是否经常跟您谈起他？

江山：是的。他们一起工作的时间长了，特别是习近平同志担任县委书记以后，吕玉兰回到家就常常跟我谈起来。我记得她曾经说过：“习近平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非常有文化，工作能力强，不但年轻，而且特别能干，大家对他的印象都很好。”

吕玉兰跟我谈到的她对习近平同志的印象，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习近平同志出身高干家庭，又是从中央机关下来的，却对农村基层工作很熟悉，对老百姓的感情非常深。他经常深入群众，特别关心群众的生活。

来到正定以后，习近平同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询问、调查、走访，想办法了解正定的群众生活怎么样、老百姓的收入怎么样。在这方面，吕玉兰给他介绍了一些当时的情况，她对习近平同志说：“正定是粮食高产县，也是中国北方第一个粮食亩产‘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县，但是群众的生活还不富裕，主要是粮食征购任务太重了。甚至，有的农民完不成征购任务，只好拿着钱去别的村买粮食，回来交征购粮，农民的口粮普遍不够吃。”

其实，习近平同志到正定来之前，吕玉兰就发现这个问题了，也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比较保守，难以摆脱追求“政绩”的思想束缚，减征购的事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习近平同志到正定以后，开始大力抓这个问题，最终减了征购，让老百姓减轻了征购负担，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第二个方面，习近平同志很有远见，也很有魄力，他为正定的经济发展出了很多好点子。举个例子来说吧。当时要拍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他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在北京多方了解这件事情，努力寻求制片方的合作，计划把电视剧外景地争取到正定来，按照《红楼梦》的布景盖房子，并在电视剧拍摄结束后，给正定增加一个旅游景点。习近平同志在北京把意向和制片方谈得差不多了，回到正定就征求大家的意见。

当时，县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办，我们正定县本身就是文化古城，增加一个景点，就增加一个正定的旅游项目，确实对拉动经济大有益处；另一种意见是认为这件事不能办，一个项目就要花三百多万，这可不得了，风险太大了，万一收不回投资，县里担不起这个责任，况且当时县里也没有那么多钱，还需要募集资金。

县委领导班子对这个荣国府项目的争议很大。习近平同志跟吕玉兰交换过意见，当时吕玉兰全力支持他。吕玉兰经常到北京和省里开会和参加活动，眼界比较开阔，她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应该放手去搞。

有一次回家，吕玉兰跟我聊起这件事，说起县里面的不同意见，我感到很奇怪，说：“习近平考察得这么周密了，他的意见还有人反对？”

吕玉兰说：“唉，这你还不知道？正定有些干部思想保守，想法一时半会儿很难扭过来。得想办法给他们做一下思想工作，无论如何，正定还是要引进项目才能致富。”

后来，习近平同志多方筹措资金，做通了大家的思想工作，荣国府项目顺利搞起来了。开放第一年就收回大部分投资，还给正定旅游增加了一千多万的收入。如果算大账的话，荣国府项目在第一年就赚了两倍还不止，而且从那以后，每年都给正定县带来巨大效益，直到今天还在大量接待游客、创造利润。这真是一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项目。

第三个方面，习近平同志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对自己严格要求。吕玉兰对我讲，习近平同志的家在北京，人在正定工作，到北京开会、办公事，他每年都要来回往返五六趟，但他一趟车费都没有报销过，都是自己拿钱买车票。吕玉兰曾经劝他说：“你回家探亲的路费可以不报销，但你到北京办事和开会的路费还是应该报销的。”习近平同志说：“我到北京办事和开会也会回家，这样是分不清楚的，我就都不报销了。”

习近平同志一贯很简朴，对吃穿都不讲究。他下去调研或者开会，经常赶不上机关食堂的饭点。有时候忙起来工作忘记吃饭，等忙完了赶到食堂却没饭了。那时候，经济不发达，街上没有饭店，他就只能凑合吃一些食堂剩下的凉馒头和咸菜。吕玉兰很关心习近平同志，常从家里拿些鸡蛋、挂面、点心送给他吃。

她还劝习近平同志说：“你长期这样不行啊，早晚会吃坏肠胃的。”

习近平同志却毫不在乎地说：“没事！”

由于长期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还总吃凉饭，习近平同志后来吃坏了肠胃，医院。吕玉兰看不下去了，就找食堂的负责人商量，每次过了饭点以后，还是要留一个人，等习近平同志来了，给他热热饭，让他吃口热饭。吕玉兰很关心习近平同志，确实就像姐姐一样照顾他，还帮他洗被子、洗床单。

习近平在正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追忆文章中写道：“玉兰同志在生活上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也使我永远难忘。”“我到石家庄出差开会，还常在她家里吃饭。”您能说说他到您家做客的故事吗？

江山：习近平同志先后到我们家里来过几次。

他第一次到我们家来，是年夏天。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是一个礼拜天，他穿着一件很普通的衣服，在我家和我们聊了一会儿，主要是聊正定的情况，了解一些当地的事情。吕玉兰年纪比他大一些，又在这个地区工作了多年，对情况比较熟悉。她跟习近平同志谈了很多，此外也给他介绍了全国农业先进地区的情况，什么地方有什么好经验、好典型、好做法等等。吕玉兰讲了一个多小时，习近平同志很认真地听，还拿着笔记本做记录。我当时就觉得他工作特别认真，还善于听取别人的想法和意见。

后来，有一年秋天，习近平同志刚从美国考察回来，就到我家中来看望吕玉兰。他给我们讲了很多美国的见闻。

他还说：“玉兰，你的名气可大了，在美国都有名了！”

吕玉兰不懂，问：“我在美国怎么有名了？”

习近平同志笑笑说：“我们到美国的图书馆去参观，看到了很多中国的报纸杂志，我还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你的报道。”

原来，美国一向很注重收集和储存中国的资料，他们的图书馆和高校，都订阅了大量的中国报纸和杂志。吕玉兰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刊物上都有多次报道。恰好，习近平同志访美期间，在图书馆看到了关于吕玉兰的文章。所以他回来就对吕玉兰说：“你的资料，美国都掌握着呢。”

还有一次是吕玉兰在河北农大学习期间，习近平来我家看望过她。年9月，吕玉兰听说农大面向工农干部和劳动模范招生，决定去旁听，旁听生可以参加考试，学校也给打分，区别只是最后颁发的是结业证，不是正式的毕业证。习近平和其他同志当时考虑到她的身体不太好，年龄又偏大，家务负担也比较重，都劝她不要去了。但她决心已定，说：“社会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我们没有科学文化知识，怎么能干好工作呢？”她还说：“我只要能在那里学习就行了，不在乎有没有毕业证。”

习近平和其他同志拗不过她，只好同意了。正定这边的工作，她也没有完全放下。后来，她基本上是在农大学习半年，在正定工作半年，不是完全脱产。这期间，习近平同志来我们家看望她，她谈了自己在农大学习的情况。

大概是年4月，吕玉兰到习近平同志的家里做过客，还有幸见到了习仲勋同志。她回来后很高兴地向我描述：“我们这次到北京去出差，近平还领着我到他家去做客了，我还见到习老。”我说：“你见到了习老，那好啊！习老跟你都聊什么了？”

玉兰说：“习老很随和，他对我说：‘玉兰同志，你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了。你干得非常好。’”

玉兰还说，习老对她非常热情，说了很多鼓励的话，还问了很多家庭、工作的情况。

年，习近平同志带着彭丽媛老师到我家看望吕玉兰，是程宝怀同志陪同来的。那个时候，玉兰已经病得很重了，她是坐在沙发上迎接的习近平同志。进门以后，习近平同志首先跟玉兰说：“玉兰，我因为忙，一直也没能抽出时间来看望你，这次特意从厦门来看你们。”玉兰因为病得很严重，说话也说不清楚了。她很高兴，但只能简单地说几个字：“好！好！欢迎！欢迎！”

好多年不见了，我们唠的时间比较长。我给习近平同志讲了玉兰得病的起因：大概两年前，玉兰坐车到邢台某县农村去视察工作，她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后排坐着《河北日报》的两位记者。上午去的时候，路况还很好，但下午返回的时候，那条路上挖了一个水沟，司机开得挺快，没有发现那个水沟，车的前轮一下掉进水沟里去，然后又重重地弹起来。玉兰的头部一下就撞在挡风玻璃上，这一下非常重，把玻璃都撞碎了。玉兰当时就因为脑震荡昏迷了十几分钟。后来，我们到河北二院去给她做CT检查，当时没有查出脑子有什么损伤。但医生跟我说，CT查不出来，不代表完全没问题。不幸的是，事情被医生言中了。玉兰脑部过了不久就出现了问题，开始持续头痛，无法忍受。医院检查和治疗，医院医疗水平不够高，一时无法确诊是出现了脑血栓还是脑溢血，耽误了整整一晚上没有抢救，第二天早上，玉兰就倒下了。从那以后，玉兰就一直卧床不起。

我给习近平同志汇报玉兰得病的前因后果时，他的表情非常凝重，为玉兰的病担心。程宝怀同志说：“唉，这几年，为了照顾玉兰，江山同志可是费了心了，很不容易呀。”

照顾妻子是我的分内之事。我说：“这是应该做的！现在就盼着玉兰早点儿好起来。”

我们都坐在沙发上，习近平同志十分关心玉兰，想跟玉兰多说几句话，还向她介绍了彭丽媛老师。他说：“玉兰同志，我们是特意来看你的，这位是我的爱人——彭丽媛同志。”玉兰当时口齿已经不太清楚了，只能简单地说：“知道，谢谢，谢谢。”

玉兰去世以后，我给习近平同志打电话，告诉他这个不幸的消息。他吃了一惊：“玉兰同志是怎么去世的？前一段时间，我去看你们，她情况还可以呀。”

我说：“确实她这段时间恢复得不错了，医院输液，她还是自己开门下的车。医院，当天晚上就突发脑血栓，没抢救过来。”

他听后长叹一声：“唉！可惜了，太可惜了。”后来，他还在纪念吕玉兰的那篇文章里写了这样一句话：“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痛心伤永逝，挥泪忆深情。”这句话一方面肯定了吕玉兰这一生为人民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写出了他对吕玉兰的深深怀念之情。

习近平在正定

采访组：您跟习近平同志也很熟悉，请您谈一谈您本人与他的交往和联系的故事。

江山：好的。吕玉兰跟习近平同志是好同事、好朋友，所以这么多年，我跟习近平同志也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吕玉兰去世后，我就开始采访、收集资料，撰写她的传记。我把这件事向习近平同志汇报了。他在“好，太好了！这件事非常有意义，吕玉兰同志是很优秀的劳动模范，也是我们党非常优秀的领导干部，你一定要好好写一写。”

我整理吕玉兰的书信时，发现年她在农大学习期间，习近平同志给她写过信。信里面大致的内容是：玉兰同志，你在农大上学，学习顺利不顺利？最近正定的工作一直比较忙，我也没有抽出时间给你汇报，你有什么事需要办，你就说话。

在信的后半部分，习近平同志把县里当时正在做的工作简单讲了讲。这封信写得很诚恳，既有交流的意思，也有问候的意思。

写完吕玉兰的传记以后，我把打印稿给习近平同志寄过去一份。他看完以后，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江山同志，你的书稿我看了，总的感觉很好，关于正定那一段也写得很好，我没有什么改动，同意出版。”书出版以后，我又专门给近平同志寄过去两本，给他留作纪念。

我是年退休的。退休前，我和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上没有什么交集，反而在退休以后，却和他有了工作上的联系。当时，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我退休后开始搞“红色旅游网”，需要找他做一个“红色旅游”主题的采访。我写好采访提纲，交给他的秘书，很快他就答应了采访。我在杭州采访了他整整一个上午。习近平同志透彻地谈了浙江省如何认识红色旅游，如何领导、推动红色旅游的深入发展，谈得非常好。后来，新华社内参采用了这篇采访稿。很多年过去了，现在这篇采访稿的内容很多网站也有了转载。

在这几十年的交往中，习近平同志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正定，乃至后来对我们国家所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我就不多说了。我采访过习近平同志，也采访过很多领导同志，我就从一名记者的角度谈一谈他的特点：他讲话不是很多，不像有些人那样滔滔不绝、长篇大论、侃侃而谈、慷慨激昂。反而，他讲话的特点是很实在，把事实讲得很透彻，把道理说到点子上，有啥说啥，不喊口号，不说套话。他说话，就如同他做事、做人一样，不摆花架子，不搞虚的东西，踏踏实实、诚诚恳恳。

——习近平在正定

核心阅读

　　“习近平这个人不简单，一个县委书记，居然有这么长远的战略眼光，这可是一个栋梁之才!”现在大家常说：习近平同志当县委书记时就被认为是栋梁之才。这个栋梁之才，在当时可是得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和中组部认可的。

■采访对象：何载，年生于甘肃成县，祖籍陕西宝鸡，年参加革命，年入党。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办公室主任，中央书记处秘书室秘书，中办秘书室副主任、主任，中南海党总支书记。年起，任中组部干审局局长、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年经中央批准享受正部级待遇。

■采访组：本报记者邱然陈思黄珊

■采访日期：年3月21日

■采访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何载家中　

习近平在正定

　　采访组：何老，您好!您曾任中组部秘书长，考察地方干部是您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年，您曾到河北正定考察习近平同志的工作情况，请您讲讲当时考察他留下的印象。　

　　何载：我年去河北省的主要目的，不是考察地方干部，而是作为中央几家部门临时组建的工作组组长，驻石家庄调查处理“肥乡事件”，前前后后大约有半年时间。

　　这期间，有省委的同志对我说，有个大学生、干部子弟习近平，在正定当县委书记，干得不错，干部和群众反响很好。

　　我以前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间，习仲勋同志是我的上级领导，我对他的优良工作作风了解得比较多，但对习近平同志并不了解。习近平同志是否真像省委同志所说的那样“干得不错”，干部和群众是不是真的对他满意，我作为中组部的干部，觉得可以抽时间去实地了解一下。

　　正定县距石家庄比较近，我抽时间就去了，而且去了不止一次。结果，这几次赴正定的考察，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因为我是做干部工作的，对干部和人才的事很敏感，习近平同志打动我的，首先是他在正定县实施的人才战略，是他大念“人才经”，大力推动人才建设。用他自己的话说，福建念“山海经”，青海念“草木经”，我们正定可以念“人才经”。人才战略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以内用、外招、上请、下挖、近补、远育等多种形式，打开人才开发工作的新局面。

　　我当时对他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做了调查：他先后调整个基层领导班子，提拔了名优秀青年充实基层领导岗位；还把名专家学者型干部充实到县里各级班子，很多有专长的干部在他任职期间得到了提拔。

　　他还大力支持和鼓励民间办学，当年正定县民间办了32所学校，涉及的培训项目有无线电、钟表、建材、缝纫、木工、美术等多种专业。他还组织了电大、函大、刊大，仅在他任职期间，就有多达人参加这些高等教育课程。此外，习近平同志还选派了20名优秀人才到西北大学深造，培养人才后备力量。

　　作为县委书记，他为了招揽人才，采取了很多特殊办法，其中有些办法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少有的、很少能做到的。比如，他在县里设立了招贤馆、人才楼、人才技术开发公司，用专门机构来管理人才，给人才提供强大的硬件支持。

　　在当时那个思想比较保守和“左”的流毒仍然严重的年代，习近平同志大胆使用了很多当时社会上有非议或不认可的人才。比如，有些家庭成分高的、地主富农成分的人才，还有很多社会关系复杂的、以前犯过错误没人敢用的人才，他看准了就大胆使用。即使是那些犯过错误的人，只要改正了，他就给人家机会，给他们发挥作用的空间。事实证明，这些不同背景的人才表现都不错，后来都不同程度地为正定发展作出了贡献。

　　习近平同志“上请”人才，也花了大力气，他自己执笔给全国的知名专家、学者写了多封信，有些信我在调查过程中看到了，写得很诚恳。比如有一封给学者的信中写道：

　　“我们地处基层，人才短缺，科技落后，视野狭窄，孤陋寡闻，起步之难您是可以想见的……经过慎重考虑，我想求助于您……聘请您为我县顾问。我想，你一定不会拒绝正定县委、县政府及全县45万人民的一片诚挚之心的。”

　　很多专家学者被习近平同志的诚意所打动，欣然前往正定担任顾问，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做工作。这些专家当中，有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教育学家潘承孝、食品专家杜子端等人。其中，华罗庚和于光远两位先生我在正定都见过。习近平同志作为一个县委书记，能把这样的大专家请到正定来，为正定发展出谋划策、贡献力量，是非常不简单的。

习近平在正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的“人才经”，确实给正定发展带来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您如何看待他在发展经济方面的作为?

　　何载：习近平同志主政正定期间，为搞活经济、发展生产采取了两大政策。

　　首先是确立正定县的定位。他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与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讨论请教，把正定的经济模式定位为“半城郊型”经济，这里既有城市的味道，也有农村的味道。因此，不能光打粮食，也不能只搞城市经济，而是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针对石家庄等大城市的需求，习近平同志总结了这样一个二十字方针：“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当时中国北方，相对于南方，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对于商品经济的认识也没有南方那么开放，甚至还有很多人反对搞商品经济，认为它是洪水猛兽，放开搞活会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弄垮了。那个时候，中央对沿海开放城市以外的地区发展商品经济还没做出明确决定。但是习近平同志已经先行一步，他所总结的二十字方针，完全就是根据商品经济规律提出来的：城市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生产什么，不能盲目生产。

　　其次是全面规划发展商品经济。正定这座古城，与石家庄、唐山、北京等城市在地理位置上，正好形成一个北斗七星的模样。习近平同志认为，正定不仅仅要依托石家庄，而且要使正定的农、工、商为包括正定在内的七座城市服务，紧紧跟上大城市的供应需求。这样，生产就得讲科学。在普及科学生产方面，很多具体事情他都亲自抓。我在正定调查期间，正好遇到他亲自监督整改农村“猪圈连茅厕”，把猪圈和厕所隔离开，使养殖更加科学和卫生。那正是天气比较冷的时候，习近平同志穿着军大衣，走村串户去督促检查。

　　关于城乡关系，习近平同志提出四条原则，就是：农村要为城市服务，城市要带动农村；农村要供应城市，城市要帮助农村；农村要支援城市，城市要发展农村；农村要依托城市，但是不能完全依靠城市，也不能把农村完全拴到城市上。

　　为了让正定的副食品供应大城市，他没少去推销。那个时候，北京严格限制外地汽车进京，也不让农民随便进城卖东西。他跑了不少地方，促成一些单位与正定形成长期的供应合作关系，正定的货车也由此取得了进京证。这样，正定的猪肉、鸡蛋、生鸡、水果等等，就可以直接用卡车拉进北京，带动了正定农副业发展。

　　习近平同志当时其他很多思路、举措和具体做的事情，我是通过调查和了解得知的，而上述这两件事情，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习近平在正定

　　采访组：何老，据我们了解，习近平同志在正定非常注意抓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您对他的考察也一定包括这些方面吧?

　　何载：考察干部当然是全面的。习近平同志作为县委书记，对正定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端正作风教育一直紧紧抓在手上。为了规范正定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他提出六项规定，要求干部必须遵守。这就是：总揽全局，抓大事；反对官衙作风，注重工作实效；搞好“一班人”团结，维护县委领导的统一；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加强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树立雄心壮志，为四化争先创优。

　　习近平同志在年1月召开的正定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各位同志都应当有敢于创新、开拓前进的劲头，以虎虎生气在思想、作风等方面给群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他还提出注意正确处理六个方面的关系，就是：当前和长远的关系，优势和劣势的关系，积极性和科学性的关系，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关系，内涵与外延的关系，生产与服务的关系。

　　年到年，正定的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农民的人均收入由元增长到多元，也翻了一番多。在他的努力下，正定由一个“高产穷县”发展成了全面发展的先进县。

　　经过3年多努力，在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的时候，正定县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贫困问题相对得到解决，全县有了一股朝气蓬勃的新气象，干部群众都觉得有奔头、有信心、有希望。

习近平在正定

　　采访组：您很 　　何载：去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书《我的八十年：难忘岁月》，收入了我给中央领导同志写的一些信。今天我稍微展开讲一下。

　　年12月28日，我给胡耀邦同志写的那封信，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中央为干部‘四化’特别是‘知识化’采取了重大措施，已为广大干部称道，但直接提拔仍只能限于极少数，只有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干预才有可能。”

　　我给胡耀邦同志举了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我举的就是习近平同志。我写道，他“今年春天被派到河北省正定县当县委副书记。经过半年多工作，由于能吃苦耐劳，深入群众，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不但获得干部和群众的赞扬，组织部门还准备考察其表现，适时给予再提拔”。

　　“他们半年以前还在机关默默无闻，刚下去时又有争议，但仅仅多半年，引起了强烈反响，特别是一些曾对知识分子有偏见或有不满的同志迅即改变了看法，认为是‘好苗子’、‘信得过’、‘放得下心了’。”

　　“据调查，全国万干部，有大学程度的万，约占16.7%，其中以上海、天津比例最大，分别为27%、25%，新疆、云南最少(均为10%)。如果能抽2%的人下去，有人，将是一支强大的后备力量。”“我们要较快度过青黄不接的局面，不但需要长远规划，也需要这种‘投资’和‘基本建设’。”

　　两天以后，胡耀邦同志就批示了这封信，并抄送几位领导同志：“大专院校刚刚毕业的学生使用、锻炼问题和提拔知识分子的问题，具体怎么样配备，怎么样提拔，应该系统地研究一下。”“请你们研究清楚以后，提出一个大致可行的政策，不要把事情设计得太繁琐，太死，而要提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由此可见胡耀邦同志对此事的重视。我没有想到，我写给胡耀邦同志的这封信，经过他批示，就形成了中央的一个文件。

　　年2月5日，我又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汇报了一些工作。“春节期间，我到河北省邢台和石家庄住了几天，接触了一些群众和干部，亲身感受到党的政策所发挥的巨大威力。大家说‘翻身多亏毛主席，致富要靠邓小平’，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干部问题，要向你反映。”

　　我向胡耀邦同志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三个是这样的：我们党在培养使用年轻干部问题上采取的“‘扶上马，走一程’的做法，开头很好，但时间不宜太长，应以班子基本就绪为限。”“例如正定县县委书记习近平等年轻干部都是省、市、区认定的‘好苗子’、‘信得过的优秀干部’。一些同志建议，对他们应放手使用。他们虽是大学生出身，但都各在基层摔打了七八年，夯实了群众工作的基本功，都能埋头苦干，忠党爱国，勤于学习，善于团结干部。有些同志反映，他们虽被扶上了马，但缰绳还没给他们。”

　　第二天，胡耀邦同志就对这封信作出了批示并抄送几位老同志，认为“建议很有见地，请考虑如何成为全党的观念”。这个评价很高了。

　　后来，我又给胡耀邦同志写了第三封信，这是一次汇报会的简报，而这个汇报会则源于胡耀邦同志对中组部的一个指示：“你们这些人没工夫下去，可以请一些县委书记来组织部汇报，打通上下级的联系。”

　　年9月22日，中组部根据胡耀邦同志指示召开了一个汇报会。我是中组部秘书长，汇报会的具体工作由我来做。我找了十多个县委书记到中组部来汇报，河北一次就来了四个。

　　汇报当中，其他的县委书记谈得比较常规：是怎么做的，怎么发展的，优缺点是什么，还有自我批评等内容。习近平同志的汇报则与别人明显不同，他在谈正定县的发展思路时，体现出的是一种大局观，一种深远的战略眼光。他从一个小县城的发展，谈到中国的人才战略、资源战略，包括对未来的展望——人口不断增加，自然资源越来越少等问题，这些都是国家兴亡的关键。而且，他还谈到，北方传统农业地区，要重点促进农工商的协调发展，因为“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商不活”，只有三者并举，均衡发展，才能全方位适应发展的需求。再一个，习近平同志还提到了地区发展要有长远规划，提到了工业与农业的结合，提到了要有“工农联盟”的思想等等，他所谈到的这些问题，让与会人员有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的感觉。大家明显感觉到，这个年轻人思路很清晰，很有创造力，很有思想。

　　散会以后，我和尉健行副部长交换意见，我说：“习近平这个人不简单，一个县委书记，居然有这么长远的战略眼光，这可是一个栋梁之才!”

　　尉健行同志也有同样的感受。他说：“那你就写个简报吧。”

　　我在给胡耀邦同志的简报中写道：“我们召集了十多个县委书记，大家都谈得比较具体，特别是其中有一个讲得很好，有战略眼光，有‘工农联盟’的思想。我们感觉到他是个栋梁之才。”胡耀邦看了简报之后，在“栋梁之才”下面画了三个横线，这是胡耀邦同志的秘书后来向我透露的。

　　现在大家常说：习近平同志当县委书记时就被认为是栋梁之才。这个栋梁之才，在当时可是得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和中组部认可的。

　　后来，中央决定把习近平同志调到福建厦门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去锻炼。临行那天，我送他上飞机。在机场，我作为中组部的同志，和他谈了话，希望他到了福建厦门，要多注意调查研究，工作要扎实，等等。

　　习近平同志说：“感谢组织的信任和培养。”

　　我说：“这主要还是靠你自己的努力，组织上只是给你创造工作的条件。”

　　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我也去看过他。后来，他调到宁德以后，我和福建的两个同志也一起去看过他。

习近平在正定

　　采访组：请您就当时的考察和这么多年对习近平同志的了解，谈一谈他的工作特点、工作方法，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素质和品格。

　　何载：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勤学加实干。我去过正定好几次，每次去他办公室，都看到桌子上摆着大量书籍、报刊，有马列主义著作，有毛泽东思想著作，有中国的，还有外国的，总是堆得满满的。他平日里都是博览群书，一有时间就抽空加紧学习。

　　习近平同志也非常善于向老同志学习，我认识的很多老同志和他都是好朋友，无论北京的，还是地方上的，习近平同志都经常和他们谈心，向他们请教一些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给自己的工作提供参考，从不自以为是。此外，青年干部们对他也都很熟悉，反映他非常善于和大家交流，从同志们身上取长补短，开拓思路。

　　通过不断学习，习近平同志处理工作上的问题越来越得心应手。他工作上踏踏实实，也注意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认识。他自己写的书，题目都是他自己出的。无论他到哪一个地方工作，那里的历史、文化、经济，他都了解得非常细致。

　　比如《摆脱贫困》这本书，我看了以后就很感动。这本书是他在福建宁德的调查，里面绝大多数文章都是他自己写的，其中还有一两篇记者的采访稿。没有学问，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没有丰富的工作实践，更写不出这样的文章。

　　善于学习，是干好工作的前提条件之一，领导干部需要具有综合素质，对一个地区的各行各业，各项工作，都要熟悉和掌握。而习近平同志不仅是熟悉和掌握，关键是他“干一行，学一行，成功一行”。他在正定先抓农业，农业上去了；抓工业，工业上去了；抓文化教育，文化教育也上去了。管党建和干部，干部的积极性有效地调动起来了。

　　还有，习近平同志勇于担当，有高度的责任心，这也是他做好工作的重要原因。当然，这也是现在领导干部都应该具备的品质。

　　我在中组部工作期间，接触过的各个层次的领导干部很多，个别地方上的“一把手”没有什么责任担当，他们不是干工作，而是应付工作，上面怎么说，他就照猫画虎，很多工作流于形式。极个别干部品质更恶劣，不仅平日里“懒政”，有了重大突发事件，他们不能挺身而出站在老百姓前面，而是自己先跑了。我在湖南某地待过一段时间，那个地方发了水灾，当地“一把手”和纪委书记竟然第一时间跑掉了。这样的官员，即使不贪污、不受贿，吃老百姓的粮食也是一种浪费。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这个地区有一次遭受了强台风侵袭，他不仅没有躲闪，而且在第一时间冲到前线去指挥战斗，和救灾的人民子弟兵、受灾的老百姓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那一次，我正好在福建调研，这件事是我亲眼所见。

　　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以后，见了很多过去一起共事的人、熟悉的人，都向他们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我能走到今天，既是党组织对我的培养，也是你们大家对我的帮助。但是，今后任何人都不能以我的名义、打我的旗号干私事。同时，他给家里人“约法三章”，明确提出不能以跟他的关系为借口，来办自己的事。

习近平在正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能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他的父亲——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同志对他的严格要求。您对习老比较熟悉，请您讲讲家庭对习近平同志的影响。

　　何载：家庭对习近平同志的影响，肯定是有的，而且是很大的。但家庭教育具体是怎样发挥作用的，我虽然当年在西北局工作过，但毕竟不是习仲勋同志身边工作人员，了解情况不那么直接，不好去推测。我倒可以从习近平同志和他父亲习仲勋同志有什么共同之处这样一个角度来简单谈一谈。

　　第一点，他们都热爱人民，注重走群众路线。

　　习仲勋同志曾经教导我说：“一定要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到人民群众这边，没有人民就没有你们，要老老实实地做人民的勤务员。”在习老几十年革命生涯中，他是这么说的，也一直是这么做的。

　　习近平同志也曾说过这样的话：“信访工作的首义，在于时刻把自己看成人民中的一员，把心贴近人民。在新形势下，各级领导必须放下架子，打掉官气，主动上门，把信访工作做到基层，把党的关怀和政府的济助送进普通群众的家庭。”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提出干部“四下基层”制度——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直到现在，当地还在坚持这一做法，并推广到全省。在浙江省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多次到信访工作任务重的市县接访，亲自协调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十八大以后，我们党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个活动的重点，就是把走群众路线落到实处、形成常态。

　　第二点，他们都注重调查研究。

　　举个例子：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工作的时候，他把那个地区的12个民族的具体情况，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调查研究，这为西北的解放和稳定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同志也是这样的，他在正定、厦门、宁德、福州等地任职期间，都是把调查研究作为工作的基础来看待的。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来积累资料、发现问题、收集民意，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得实，抓得牢。

　　第三点，他们都尊重老同志。

　　习仲勋同志年轻有为，十几岁就参加革命，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时只有21岁，是著名的“娃娃主席”。他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时，年仅39岁；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年仅46岁。所以，在习老的革命生涯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和比自己年纪大的同志搭班工作，而他直接和间接领导的同志，大多年纪也比他大。但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年轻、能力强、职务高，就轻视这些老同志，反而一直非常谦虚谨慎，尊重老同志的意见。

　　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时，自己经常骑自行车，却把县委仅有的一辆吉普车安排给老干部使用。他还常常利用节假日去老干部家中走访、看望，拉家常、谈问题。他要离开正定时，老干部都舍不得他走，有的老干部和他告别的时候，眼圈都红了。习近平同志的秘书还跟我谈起过这样一件事：习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以后，有一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老同志春节团拜会上，他有一个不长的讲话稿，自己认真修改了四次。其实，这样的团拜会内容无非是拜年、慰问、祝福。他对讲话如此重视，充分体现了他对老同志的尊重，这是很不简单的。

责编：刘睿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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